突然到来的“文革”给学生带来的惟一好处是:不用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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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问(4)
  天下竟有这等好事,这是多么奇妙而理想的境遇呀!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蒲松龄在每一篇后面都特别说明了这件事的出处,谁讲的,发生在什么地方,言之凿凿,你怎么能说是杜撰呢?于是我找到了只属于我的生活空间,享受着不为人知的快乐。境由心造,我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这个氛围。
  天已经亮了,我把窗帘拉开,审视着这个完整的裸体。她闭着眼睛,眉毛的下弦月与睫毛的上弦月巧妙地应答着。鼻如悬胆,唇若樱颗,我又看见了少司命夫人身边的竺青。我有些惊讶,竺青居然生得这么端正,红嘟嘟的嘴唇圆乎乎紧绷绷的,有点陌生,仿佛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平时我很少看她,已经是自己的了,什么时候想看都行,也就不用专门盯着看了。夜里看不见,并且也不用看。只是在今天,在即将分手的这一刻,我才重新发现她的美丽。这么丰满浑圆的乳房,这么莹洁白皙的肌肤,这么丰腴而匀称的裸体,本来是我的,是我一生的爱的所居,上帝竟残忍地把她从我的怀抱里拿走,去交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把仇恨压进愤怒的枪膛,把留恋化成最后的爱抚,我在极度痛苦和极度欢乐的撕扯中恨不得跟她同归于尽,梁祝般地化成双蝶。
  天已经透亮了。对面小区的宿舍楼总是在这个时间蒙上一层恐怖的惨白。
  天真冷。官其格用顸顸的指头连手掌擤了擤鼻涕,稀的,他弯腰想把它抹在靴底子上。从怀里掉出一个精致的金属扁酒壶,俄罗斯产品,螺丝扣壶盖,里边装得满满的,摇不响。他笑了笑,重新揣在怀里。
  听大人说,我们这海记大院一带叫东楼。天津市有东楼、西楼、南楼、北楼,好像还有西南楼。这些地名,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只会称呼,却不知它所指的是哪座楼,并且这片地方简直就没有楼。即使临街的买卖人家有个小二层,大约也不会以之命名的。
  同学Z在南楼住,下学与我同路。中午上学时我们碰巧走到了一起。我忽然看见前边有一分钱,我去捡的那一刹那他也看见了。
  同学阿壮更是写来情深意切的长信:
  痛苦是以孤独告终的。解脱是孤独的开始。一大卷行李被一条不知本色的毛毯包裹着,放到了杂志社二楼属于我的办公室里。杂志社的办公室分为两处:党委大院的主楼上有几间办公室给了高级领导、第二编辑室和总编办公室。大院外边的这座小楼是杂志社自己盖的,楼下是车库和水房,二楼三楼是本社自办的招待所。从这些客本无多的客房里拿出了几间做了第一编辑室。小楼十分简易,三个楼层的房门都是露天的,每层有一道铁管制的长栏杆,从楼下可以把诸层诸室一览无余。小楼与南排平房的后墙形成一个小院落,可供住宿的人放置载货汽车。除了没有在党委大院门口凭出入证出入的神气之外,这小楼可以说十分完美了。
  突然到来的“文革”给学生带来的惟一好处是:不用上课了。
  图书馆写真(1)
  图书馆写真(2)
  图书馆写真(3)
  图书馆写真(4)
  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被斯大林改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被我们改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种政治导演下的社会主义文学主张塑造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形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要搞文学就不得不削足适履。于是,我坐在书斋里苦思了好几天,终于以写正面人物、写思想斗争为主,并结合地区特点、民族特点,弄出一篇后来被蒙古族朋友称作“新龟兔赛跑”的小说《小骑手》。这时候,我的师兄调到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工作,我把我的小说《小骑手》、散文《长安街抒情》一起寄给了他。不久,省文艺刊物的编辑李君把《小骑手》寄到了我家,说是拟发,还提了三篇信纸长的修改意见。这让我很兴奋。四天之后我就带着改后稿专程赴省城找到了李君,这才知道她是端庄的美女。她看了以后又提了一两处具体意见,让我当下就改。我像个仓促上阵的考生一样,加了两处景物描写,她看了居然说挺好。她问我住在哪儿,我告诉她了地址。转日傍晚,她带着四五岁的小女儿特意去看了我一次。她好像知道我喜欢字画,问我素描纸上写的毛主席诗词能否裱成立轴,我说不是宣纸只能装框了。
  玩笑归玩笑,情况却属实。生豆芽菜的刚回老家,还不知到哪儿想辙呢!
  晚饭跟她乡下表兄喝了不少烧酒,颇有些醉意了,收桌时天色尚早,不便去睡。竺青善解人意地建议到房顶去纳凉。表兄也表示是个好主意。竺青抱着我的胳膊出门去。
  晚上,该走的都走了,死寂追随着暮色向小楼袭来,在它所能找到的空荡处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占领。我无法抵抗孤独,一个人步出院外,到对面的小饭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盘过油肉、一瓶啤酒、一碗米饭,独酌起来。丧母的悲哀再次被酒点燃,当一瓶啤酒磬尽之后,我到柜台上又要了二两散白酒,让它继续陪伴我的哀怀。窗外已经纷纷扬扬地飘起雪来,如同送葬路上漫天飞舞的纸钱,初冬的雪在即将落地时又化成雨滴,如同被遗弃的哀子的眼泪。想到我坐在灯光下进食的此刻,母亲正孤独地躺在冬天旷野的墓穴里,鼻子一阵酸楚,赶紧用手掌把脸捂住,免得让人看到奔涌而出的泪水。我踉踉跄跄地奔出门外,只有满心的悲哀。
  晚上,又恢复到例行的死寂。我正在灯下做着什么,听见走廊上慌乱的脚步声,接着没有敲门就涌进两个人来:薇婕与瑞珍。她们喘息未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叔,我们在你这儿躲会儿行吗?”
  汪,汪汪”声音尖细,甚至走了调儿。我的鼻子一酸。
  王君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频频地眨动着,一脸的不解。
  王君是音乐专业的高个子男生,戴眼镜,大背头,作派很像交响乐队的指挥。笑起来让人觉得他一肚子坏水似的,本质却是个好人。他、潘志成、单君和刘棣是推心置腹的兄弟。
  薇婕讲完了。
  薇婕哭笑不得地说。我看出来,她们感受到的恐惧没有她们所描绘的那么严重。
  为了打印书稿,我让侄儿装了一台电脑,既然回了家,也就把电脑拉回来了。拉回的电脑成了姐俩的玩具。
  为了扩大我们的业务,竺青从石家庄买了台裱画机。回来之后,我感觉到她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了。
  为了提高俄语水平,好心的俄语老师组织同学们跟苏联同级学生通信,让我们每人试着用俄文写篇东西,收齐后一并邮往苏联某市某中学某班,若干天后即可收到与你相对应的一封信,从此他或她就成了你的朋友。这就看缘分了,也许给你回信的是一位叫冬尼娅或什么诺娃的俄罗斯姑娘,你们通信由“你好”、“学习忙吧”渐渐地变成交换照片、小礼物,一直到“牙留勃留介罢”(我爱你)的单句的运用。
  为了这一天,我巴望了三年。
  为什么不回来不是我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我这个武陵人“寻得桃源好避秦”,于是试探说:“带个学生来行吗?”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
  为谁学、学什么还没弄明白,很有可能越学越反动。而况面临国家安危、政权掌握在谁手里这种头等大事,学习与生产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大字报栏在校园里赫然亮出一道道风景线,它让人兴奋,让人热血沸腾,让人燃起愤怒的火焰与反抗的力量。它同时带来一种赌博的诱惑,看你押对了哪匹马,你就可以享受到胜者的欢欣。热心政治的人勇敢地上阵了,不少同学处在观望之中,不敢轻易下注。
  围堤道拆迁改造了。老姑家那座有正房与西房、有葡萄架与花、有水泥地面的小庭院怕也不存在了,该是搬进高楼上住了吧。
  惟一的出路就是离开这里,摆脱掉这张日夜折磨我的梦魇般可怖的网,来一次失败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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